石碑地遗址发掘区全景，考古发现的正殿南面正对着海中碣石。
锦州市博物馆展出的姜女石秦行宫正殿还原想象图。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姜女石秦行宫遗址考古发掘已过去20多年，但在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眼中，那座毁于大火的秦代宫殿依然清晰如昨。宽大的板瓦、威仪的瓦当，仿佛2000多年前的大火刚刚发生。
这里便是碣石宫遗址。前临渤海，海中有碣石矗立；后靠燕山，山上有长城蜿蜒。以石碑地宫殿为主体，止锚湾、黑山头为左右阙楼，辅以瓦子地、周家南山等多处附属建筑，构成完整壮观的建筑群，与始皇陵、阿房宫并列为秦代三大工程。
改写辽宁考古史
20世纪80年代，辽宁考古接连取得突破：1981年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推至5000年前；1984年出土距今26万年的金牛山人化石，成为东亚地区同类型化石中的孤品。
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发现，与这两项重大发现比肩。正因这一系列成果，辽宁省正式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院。
华玉冰说：“姜女石秦行宫遗址是我省秦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其最大意义在于，从地理历史上解决了碣石在哪里的问题。”1997年，这项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现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绥中县普查组的娄世光、陈洪章等人在乡文化干部李延秋介绍下，经过座谈后现场调查，首先发现了位于万家镇杨家村南部的“瓦子地”遗址。这个地名本身就暗示着古代瓦片遍地。
1982年4月，锦州市博物馆复查时，又在瓦子地附近发现了石碑地、止锚湾、黑山头等几处遗址。根据地表散落的灰陶绳纹瓦和大面积红烧土，最初推测为汉代窑址。
但考古人心中一直有个悬而未决的谜题——碣石究竟在哪里？自唐代以后，这个在《尚书·禹贡》《史记》中多次出现的地名，成了历史公案。
1983年12月，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郭大顺与已故考古学家孙守道再次复查。他们在石碑地遗址南部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台，断面夯土层清晰，地面散布着大型柱础石、空心砖踏步，还采集到3块特殊的瓦当残片——那是此前仅在秦始皇陵出土过的夔纹大瓦当。
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1984年看到拓片后一锤定音：“这就是文字，就是碣石宫！”
规模惊人
华玉冰说：“姜女石秦行宫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较好并经过大面积系统发掘的秦代大型建筑遗址群之一，是秦统一大帝国的象征与见证，也是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古代工程。它的发现对秦代考古、历史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
自遗址被发现迄今，已历时40余年。数十位考古界著名专家先后参与了调查、勘探与发掘，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多位国家领导人、文化文物部门负责同志曾到现场调研，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多次亲临指导，将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经过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最终确认这是一处由石碑地、黑山头、止锚湾、瓦子地、周家南山、大金丝屯6个遗址点组成的大型秦汉建筑群，总面积达14平方公里。整体呈“一宫两阙”格局：以石碑地为中心，黑山头、止锚湾分列东西两翼，正对海中被当地人称为“姜女石”的天然礁石，呈“T”字形分布，各功能单元遥相呼应、有机结合。
石碑地遗址是6处中最大的一处，经考证为当年秦始皇东临碣石的驻跸之地，是整个遗址群的主体建筑。其总体布局为曲尺形，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15万平方米；四周构筑夯土墙，墙基宽2.8米，内外壁陡直。
碣石宫建在石碑地高大的夯土台基上。主体建筑靠近海岸线，遗留的夯土台基高达8米，地基边长40米，有一半沉入地下，是一座规模宏伟的高台多级建筑。立体建筑的两翼有角楼，后面有成批的建筑群。除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外，极少见到如此大型且布局有序的秦汉宫殿建筑群。
在石碑地宫城内东南部，发现了12个直径约2.5米的大型圆形坑穴，排列整齐对称，开凿于基岩之上，旁设连通沟槽，考古判定为祭祀专用遗迹。西北部揭露了由铺砖地面、漏斗形结构与地下排水管道组成的沐浴设施，地面呈斜坡状汇聚排水，管道套接严密，设计十分精巧。中心区域还发现带陶制井圈的渗水井、弯头排水管与储冰窖遗存，窖底用三角状带孔陶盘拼接，构成罕见的秦代皇家冷藏及排水系统。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与海中姜女石形成严格的中轴线对应。秦代还修建了连接海岸与礁石的石砌甬道，形成“以石为阙、临海为庭”的壮观格局。
华玉冰指出，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建筑布局、高台形制、瓦作制度、排水技术，都与秦代关中皇家宫殿一脉相承，同时又结合滨海地理环境形成独特布局，是秦代离宫别馆的典型代表，也是秦统一后文化整合与工程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
破解争论
关于碣石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共有两处：其一，“冀州……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说的是鸟夷人入贡，沿着渤海西岸南行，最后向右转入黄河。据此，碣石应是黄河入海口的一处航行标记，具有转航标功能。其二，“导岈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据此描述，碣石应在太行山、恒山与渤海之间，是群山余脉入海的标志。
《史记》明确记载了秦始皇到碣石的史事。《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秦始皇不仅到了碣石，还命丞相李斯题刻《碣石门辞》。其中有：“……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记录下秦结束春秋战国分裂局面、实现天下统一的功绩。
唐代以后，碣石究竟在哪里成了一桩历史公案。考据者多结合汉魏之前的史料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加以讨论。清初地理学家胡渭依据《水经注》的描述，认为碣石已沉入昌黎县南海岸数十里处的海底。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进一步提出，碣石沉入乐亭县西南旧滦河口外。
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发现，一锤定音地终结了这一争论。
遗址完整展现了秦代离宫建筑的营造范式：高台建筑、多进院落、环廊布局、多级排水系统、官式瓦作工艺，均为秦代建筑考古提供了全新资料，补全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中秦代离宫制度的重要一环。
作为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滨海皇家行宫，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真实反映了秦始皇东巡的多重政治意图——不仅是求仙问药，更是宣示疆域、震慑东方六国旧地、巩固国家统一的重大国家行为，是中华早期海洋意识与大一统疆域观念的珍贵实物见证。
华玉冰说：“姜女石秦行宫遗址是经过大规模科学发掘、系统完整地发表资料的秦代大型宫殿遗址，其价值远超一处建筑遗存本身。它的发现与深入研究，不仅以考古实证解开碣石之谜，更直观呈现出秦代的疆域格局、建筑技术、礼制规范与边疆治理模式，是秦汉考古、东北地方史、中国古代建筑史领域不可多得的重大发现，为认识秦帝国的统一气象与文化辐射力，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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